而且，以上負面雖然最后得到了褚時健坦白承認，甚至通過媒體記者新聞渠道的公開道歉，但現(xiàn)在看來，彼時似乎并沒有任何因褚橙質(zhì)量受損的消費者，得到過前者哪怕一絲一毫的實質(zhì)性賠償。而這事如果放到市場經(jīng)濟發(fā)達與法制健全的社會語境中，放到一個真正有點責任擔當?shù)钠放粕砩希^橙子事小，失節(jié)事大，其至少也會像征性地玩?zhèn)€召回制度，以收攏消費者與社會人心吧?遺憾的是，褚時健并沒有這樣做。

　　不過，即使是這樣，我們的社會輿論與消費者還是選擇了寬容，因為現(xiàn)在看來，褚橙的品牌形象似乎并沒有受到什么特別影響——至少在一般人印象中，其既沒有因此變得更好，也沒有變得更壞。畢竟，僅僅只是因為一箱或幾箱橙子的事，誰會與一位年過八十的老人，一位因為“在紅塔一事上好像吃過虧”，卻愈挫愈勇、情懷滿滿的創(chuàng)業(yè)老人，而且很可能是資本金并不寬裕的老人，去刻意計較呢?

　　寫到這里，筆者突然感覺：褚時健實際上并不冤!甚至相反，其一直都是時代的寵兒。當然，在一個“黑貓白貓，抓到耗子的便是好貓”的年代，輿論上這種對待財富英雄無原則的寵溺與寬容，多少也可理解。只是，正如管理大師德魯克所言，一個寬容的市場與社會環(huán)境不太可能孕育出一個偉大的品牌，無論是紅塔山還是褚橙，應該也同樣逃不出這種邏輯。

　　價值理性要講透，工具理性要做深

　　何況，長遠來看，“丁是丁，卯是卯”，如果聽任輿論一味誤導，甚至聽任褚時健神話(這個神話的核心就是儲時健勞苦功高，功足抵過，翻盤能力強，有足夠的創(chuàng)造性破壞式的企業(yè)家精神)一味洗腦，把情與理混為一談，乃至該講理的時候來講情，甚至偷換概念(褚時健即企業(yè)家精神的代表?)，那么，本來混沌的社會很可能走向更加混沌。

　　當然，有人可能會說，當時那些對待褚時健的規(guī)則不合理。理由是相對于其在位玉溪紅塔18年間為國家貢獻的一千多億元的利稅，作為國企老總的褚時健的個人薪金實在是少得可憐：整整 18年的收入加獎金不過80萬。這與他對國家做出的巨大貢獻嚴重不成比例。

　　誠然，這樣的制度設(shè)計，既不符合人性規(guī)律，也不利于國進一步做強做大。甚至某種意義上講，正是由于褚時健的“出頭”，客觀上推動了國企老總激勵約束機制的現(xiàn)代化進程，因為自此之后不久，更為合理的國有企業(yè)領(lǐng)導人的年薪制開始出現(xiàn)。這似乎也是在褚時健案例中，我們唯一能夠找到的正面意義。

　　但這種正面意義無論如何都不值得放大。畢竟，沒有規(guī)矩不成方圓，即使有些規(guī)矩不合理，你不想遵守，也必須是在退出原來的位置后再來重新選擇與站位，而不是一邊高舉紅旗一邊反紅旗。這種左右逢源、長袖善舞行為，即使不能說是卑鄙奸詐，也應該算得上是鄉(xiāng)愿萎瑣。而如果我們把帶有這種行為的人當作時代英雄、勵志榜樣來打造，會不會讓人感覺有點沆瀣一氣?